从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说，人权法是具体人权的法规范体现。
防范政党的意识早就有了，美国的制宪者希望通过宪制结构来控制党争，政党初选机制改革也让政党权力不断下沉，这就促使美国政党松散化、形式化。问题于是就转变为，在中国宪法结构、秩序和框架之下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逻辑与功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党与宪法的关系呈现为何种面貌？ 通过梳理和分析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我们可以发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目标和任务都十分宽泛，宪法能够作为其理路与经验来源。
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治理中，党纪具有类似于党内刑法的作用（石伟，2016），发挥着独特的监督功能。其中，民主监督包括来自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党组织的监督，以及民主生活会、党内谈话制度等组织内部监督。它是理解中国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形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发挥宪法效力、建立宪法秩序是政治发展的目标。这种研究是在宪法工程学的视角下展开的。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9）同时，联邦主义也是抑制党争的重要制度设计，共和政府能比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也有的提出，可以在条文中规定党的领导，同时规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行党的领导。在这种现代法治观念看来，政策、决议之类的革命法制之所以不能被看作是法治的要素，首先在于其缺乏稳定性、规则性和程序性。
礼是对天道自然法的表达，它是一套系统的规范和体制，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君子）修身教化、治国理政的行为指南。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后发达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这套庞大复杂的规则体系完全可以看作是现代的礼制。因此， 要在礼法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中国确立的政法传统，即始终强调信仰和道德价值要高于法律规范，具有政治信念的先锋队团体要高于职业法律人共同体，培育人心向善的教化、风俗习惯和政治风气要高于外部行为的法律约束。
从西方的历史经验看，从旧法治向新法治转型的背后乃是经济上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转型，政治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西方民主从早期精英民主时代向现代大众民主时代的转型。也有处理君臣父子相处的原则，也有婚丧嫁娶、分家析产等类似于今天民法的规则。
然而，在中国的党国互动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而且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而是中华民族最高价值的凝聚者和承担者。如果前一种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乃是韦伯，那么后一种法治理论的奠基人无疑是哈贝马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继承了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古代政治理想，继承了古代士大夫阶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道德信念，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中国法治在新旧法治之间的钟摆也变成了老路和邪路之间的钟摆。
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信仰的衰落，执政党始终缺乏一套凝聚人心和信仰的核心价值，以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局限在口号和朴素意识上，缺乏一套围绕经典阅读、思考和批判展开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也缺乏用这个核心价值和思想体系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进行交锋、论辩从而说服、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能力，缺乏一套凝聚人心的软实力，以至于在公共传媒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陷入被动局面。其中既有天下为公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崇高理想信念，也有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的宗教规则。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法治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晚清以来，中国从古典法治秩序迈向现代法治秩序，始终以西方法治为蓝本采取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来建立新法治，从国民党主张的现代法治的新迅速转向共产党主张的后现代法治的新。
其中既有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也有党的领导组织体制。执政党的这种价值选择也意味着政党法治国的建构并不满足于提供一个现代行政法治国模式的中国版本，而是包含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雄心，即不仅要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新旧两种法治模式吸纳到政党法治国之中，而且要激活中国古典法治秩序，将古典法治秩序也吸收政党法治国的建构中。
立法体制继续学习大陆法模式，而司法制度则试图学习普通法模式。因此，政党法治国的建设必须摆脱新旧两种法治模式由于受到现代法律思想的影响而过分强调法律对行为的外在约束（他律），普遍忽略基于内心道德信念和价值认同而产生的内在约束（自律），而现代新旧两种法治的短板恰恰是古典法治秩序的最大成就和优势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看作是现代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跨地域、跨阶层、跨族群、跨宗教的信仰共同体。而在大众民主时代，这反而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设一度以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终结的最高价值标准。行政法治国与政党法治国：西方模式与中国经验 如果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从古典法治、现代法治到后现代法治的发展乃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的法治秩序之所以将形式法治看作是旧法治，就在于强调法律不是对既定秩序的确认，而是对社会秩序的改变，法律不是保守的力量，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由此形成革命法制。由此，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西方不同法治传统的动力，以至于中国法治建设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山寨工厂，各种不同型号的零件拼凑组装在一起。
在十八届四种全会的决议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将古典法治传统、 现代形式法治传统和后现代实质法治传统融为一体的努力。在欧洲大陆法传统中，这种法治秩序的转型引发了基于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政策性民主的兴起，逐渐取代过往以立法机关为中心的代议民主概念，社会运动和公共参对于民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代议选举。
然而，中国的主体意识始终推动中国牢牢扎根本土大地来建构完善自己的法治新秩序，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吸收旧法治的有益要素。从1840年以来，中国处于从古典法治秩序向现代法治秩序的转型的法律革命时代。
在古典法治秩序中，神圣法之所以能够超越于其他多元法律之上，就在于神圣法的超验性。法治概念也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国家法之治变成了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行政规章之治 (the rule of regulation)或公共政策之治( the rule of public policy)。
在现代党国体制中，如果是西方行政法治国主要展现为政党通过行政规章或公共政策的统治（the rule of party by regulations or public policy)， 那么中国的政党法治国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政党通过党法和国法的统治 （the rule of party by party law and state law)呢？在这种法治模式下，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并不存在竞争，执政党不需要考虑哪一个机构来落实其政策，而恰恰需要根据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自身的性质来落实其政策。法律要服务于公共福利，法律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均衡和选择，这些实质性的利益标准成为法律必须服务的准则。在这种体制中，政党只有在通过竞争性选举执政之后，才能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通过国家机器中的立法、 行政和司法展现出来。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都在世俗化轨道上推动人类文明的日益趋同，实现历史的终结。
在政党法治国中，由于执政党在党国互动体制下既拥有独立的党法体系，同时又领导整个国家体系。然而，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政党官僚化很容易陷入腐败，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能代表人民大众，从而窒息了政治流动，丧失了政治活力。
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实用主义也由此兴起，推动了现代形式法治转向后现代的实质法治由此形成儒法并用的古代礼法传统。
因此， 要在礼法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中国确立的政法传统，即始终强调信仰和道德价值要高于法律规范，具有政治信念的先锋队团体要高于职业法律人共同体，培育人心向善的教化、风俗习惯和政治风气要高于外部行为的法律约束。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对待古典法治秩序中天道人心对政治权力的正当约束，而过分迷信国家法，试图人为地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神话来实现法治，最终可能会变成法学家们的一厢情愿。
三种法治秩序模式 从人类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看，法治发展经历了几次变迁，形成了三种法治秩序模式。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政治传统和法治传统对古典礼法传统的提升和发扬。政治不是单纯的权力支配、利益分配和敌我划分，而首先就是凝聚人心的正当性力量，就是天道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核心价值。美国宪政体制实际上变成党国宪政体制，以至于小布什时代共和党一度控制议会和总统。
因此，罗斯福新政以来，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变成了一场政党争夺战，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和司法理性化日渐沦丧，司法判决结果沦为党派政治投票，而司法判决理由也从传统法律推理变成了政治修辞。而在大众民主时代，这反而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
法治概念也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国家法之治变成了后现代法治秩序中的行政规章之治 (the rule of regulation)或公共政策之治( the rule of public policy)。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信仰的衰落，执政党始终缺乏一套凝聚人心和信仰的核心价值，以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局限在口号和朴素意识上，缺乏一套围绕经典阅读、思考和批判展开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也缺乏用这个核心价值和思想体系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进行交锋、论辩从而说服、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能力，缺乏一套凝聚人心的软实力，以至于在公共传媒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陷入被动局面。
由此，中国法治理念和模式就会在同时吸收立法法治国、司法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国的理念和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一种基于党国互动体制的混合法治模式。行政法治国与政党法治国：西方模式与中国经验 如果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从古典法治、现代法治到后现代法治的发展乃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
